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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周恩来外交 ——周恩来总理逝世40周年祭
  新华网 ( 2016-01-15 15:02:07 ) 来源: 国际先驱导报
 

  今年1月8日,是周恩来总理逝世40周年纪念日。
  曾有人这样评价周恩来:“有人称赞周恩来同志不但能广交朋友,而且还能把敌手争取过来,在他逝世后全世界向他致敬,没有听到人唱反调,这确是罕见的事。”
  周恩来总理分管新中国外交26年,到他逝世前,总共有107个国家与中国建交,其中还包括美国和日本。他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求同存异等外交思想至今仍在指导中国的外交工作。那些关于周总理外交智慧、外交艺术的小故事更是俯拾即是、家喻户晓。
  重温周恩来外交遗产,重走周恩来的外交足迹,不光是为了缅怀周恩来总理,更在于,今天正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也能从中汲取营养。

“穷国也要有穷朋友”——
周恩来如何看对外援助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 潘敬国 发自北京 1964年,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表示:“这一期间我们还节衣缩食,拿出了相当大的一部分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预计到一九六四年年底,我国的对外援助共计支出人民币六十六亿七千万元,其中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四年支出的为三十五亿五千万元,占百分之五十三。”很多人对此不解,为什么中国在自己还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要“穷大方”?其实,作为中国外交的核心决策人,周恩来对新中国对外援助有着外交全局的考虑。

反复讨论提出“对外援助八项原则”

  提起中国的对外援助,最著名的方针是周恩来在1963年底到1964年初出访非洲十国时提出的“对外援助八项原则”。在这次出访中,周恩来发现,非洲国家普遍因为贫困而接受外援,而美苏对非洲国家的援助,实际上是企图利用经济援助的名义来控制非洲国家,使非洲国家的经济继续单一化。如何使中国的援助区别于美、苏等国的援助?如何通过经济技术援助帮助非洲国家建立起独立的民族经济?如何体现援助是相互平等问题?都需要有一个新的解释。有鉴于此,周恩来在出访加纳时提出并到马里后正式公布了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
  第一,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来不把这种援助看做是单方面的赐予,而认为援助是相互的;第二,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援助的时候,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第三,中国政府以无息或者低息贷款的方式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以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第四,中国政府对外提供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第五,中国政府帮助受援国建设的项目,力求投资少,收效快,使受援国政府能够增加收入,积累资金;第六,中国政府提供自己所能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资,并且根据国际市场的价格议价。如果中国政府所提供的设备和物资不合乎商定的规格和质量,中国政府保证退换;第七,中国政府对外提供任何一种技术援助的时候,保证做到使受援国的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术;第八,中国政府派到受援国帮助进行建设的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
  提出八项原则后,周恩来广泛征求了非洲国家的意见。在马里,针对当时中国对马里工农业项目援助较多的情况,周恩来同凯塔总统畅谈时强调八项原则目的在于尊重主权国家,发展民族经济,不干涉内政。凯塔表示完全赞同八项原则,并将其正式写进两国联合公报中。据当年陪同周恩来访问的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孔原回忆:八项原则是周总理在访问过程中边谈边总结,经过反复考虑,同陈毅副总理和代表团成员多次讨论后归纳出来的。这八项原则饱含着他同非洲朋友交换意见的结晶,总结了我国过去接受他国援助的切身体会和教训,赋予了中国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关系以经济内涵, 不仅指导了新中国前30年的援外工作,也为改革开放后中国援外政策的调整与发展贡献了有益的思想养分。
  截止1976年,中国已向55个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总额达37.585亿美元的经济援助。

“西方能修,中国乐见其成;西方不修,中国一定修”

  新中国对外援助中最著名的项目是中国援建的坦赞铁路。正是这条铁路使非洲国家认识到中国对外援助的无私性,为中国赢得了非洲朋友的坚定支持,加速了中国重返国际社会的进程。
  坦、赞两国独立后曾向世界银行、联合国以及美、英、苏等国寻求援助,希望帮助修建铁路,但均告失败。在极度的失望中,坦桑尼亚试探性地对中国提出希望中国帮助修建坦赞铁路的愿望。为此,周恩来在做了广泛的调研后向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任方毅和铁道部部长吕正操亮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说:坦赞这条铁路必须修建,这是毫无疑义的。至于由谁来修,可以是中国,也可以是其他国家。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中国必须是真心实意地同意帮助修建,而不是虚情假意的政治游戏。
  1965年2月17日,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对中国进行了首次国事访问。在此前的两天,周恩来在国务院第153次全体会议上讲话表示:“我们要有气概帮助非洲兄弟建设,我们是国际主义者。”当尼雷尔提出坦赞铁路的问题时,周恩来等爽快地答应了这个请求。听到中国答应修建坦赞铁路时,尼雷尔兴奋地表示:“当我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心跳得多么厉害!在你们回答我以前,我呼吸都不敢呼吸了!”后来迫于西方国家的压力和攻击,尼雷尔对接受中国援建坦赞铁路一度犹豫,表示如有可能,坦赞铁路还是由西方发达国家来援建。对此,周恩来明确表示:西方国家果真能修,中国乐见其成。西方不修,中国一定修。如果他们中途停修,中国接着修。鉴于历史上帝国主义总是在援助的同时附加政治条件,周恩来明确表示,“我们的任何援助和贷款,都没有特权和政治条件”,“我们没有任何强加”。1967年,当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访华时,周恩来揭开了中国支持修建坦赞铁路的目的:“因为这是支持非洲的民族独立、反帝反殖的斗争,也是为了帮助你们巩固民族独立。”
  中国的坦诚相见使坦赞两国最终下定决心修建坦赞铁路。事实证明,中国援建坦赞铁路,使中国赢得了非洲各国坚定而真诚的政治支持。在坦赞铁路通车10周年庆典上,尼雷尔总统表示:“这种感激之情是存在的,而且将存在下去。”卡翁达总统也坦言:建设这条“伟大的自由之路”是中国与该地区国家之间“深入而真诚合作的伟大见证”。

援外工作有力配合中国外交大战略

  新中国成立之初即不遗余力地对亚非国家进行援助,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革命曾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帮助。“知恩图报”,新中国成立后也特别强调中国的国际义务。
  阿尔及利亚是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重点国家,为巩固第三世界反帝反殖统一战线,中国不仅援助了其价值7000多万元人民币的物资,更是从政治上推迟了与法国建交。在一位非洲领导人表示要感谢中国的帮助时,周恩来说道:谁叫我们先胜利,谁叫我们是大国呢?先胜利的大国就有义务援助后胜利的小国。对此,周恩来解释说:“由于同样的原因而受到的灾难和为了同样的目的而进行的斗争,使我们亚非各国人民容易互相了解,并在长期以来就深切地互相同情和关怀。”“当我们能够自由地站起来寻找友谊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地把极大的热情寄放在我们曾经同患难的兄弟的身上,这是一种极其可贵的历史感情,它应该永远受到我们的珍爱。”中国的支持获得了许多亚非国家的交口称赞,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就曾说过:“几内亚没有一个人不对你们的援助表示满意。”
  对外援助是国家的重要外交政策工具。新中国对亚非国家的援助,为我国打破帝国主义包围与封锁,确立大国地位奠定了基础。进入20世纪60年代,面对美、苏的政治和军事威胁,中国推行“反霸、反修”的国家战略,在两面作战的情况下,“团结亚非拉”成为中国极重要的战略目标。而对外援助则成为中国联系非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手段。这一时期,周恩来提出在“三五”计划的五大重点方向中,“援外”是仅次于农业和国防的第三重点。为什么要这样做?在访问亚非欧十四国的报告中,周恩来这样说:“我们对亚非国家的援助,对于我们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争夺中间地带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很重要的一环,这是物质援助,没有物质也不行。”针对国内对援助问题的一些错误认识,周恩来特别批评道:穷国也要有穷朋友,帮助人家对双方都有利。
  事实上,国际主义指导下的中国援外工作,有力配合了中国的外交大战略,使中国在同时面对美苏两个威胁时,能够打开外交新局面,在亚非广大国家的支持下重逢联合国,并进而促成了中美关系正常化,推动了中国第三次建交高潮,为新中国构建和平的建设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

强调对外援助也要“量力而行”

  援助亚非国家既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义务,也是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必须承担的国际责任,同时周恩来也强调:“我们的援助要根据我们的力量”,要“量力而行,凡无把握者概不承担”。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的三年困难时期,周恩来多次婉拒了一些国家向中国提出的援助请求。他在同阿尔巴尼亚政府经济代表团会谈时就明确表示:在目前条件下,我们的援助不能像你们所希望的那么多、快、大、好。在后来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周恩来就对外援助问题表示:“必须勇于承担国际义务,同时又要实事求是。勇于承担,当仁不让,见义勇为,这是我们的志气,我们的义务;实事求是,能做的就做,不能做的要说清楚不能做或者以后做,不要使他们发生错觉,以为我们什么都行了。”
  鉴于当时国力,周恩来对我国援外规模作出了总体规定,即:“每年财政预算,援外拨款可占百分之三左右。” “文化大革命”初期,对外援助被当作“支援世界革命”的无偿奉献,出现了不顾国家实力的做法,似乎援助越多条件越少就越“革命”。一些受援国也养成了依赖思想,甚至要求中国直接提供外汇,偿付他们对西方的欠债,而不是用来发展生产。为此,周恩来向党中央提出意见,指出:“国家现在力量有限,我们是力不从心……今后只能是有重点地适当地进行对外援助。”此后,不顾国力的对外援助倾向开始得到纠正。
  对外援助是周恩来在面对二战后亚非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和美苏冷战愈演愈烈的情况写出的“大手笔”。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过:“真朋友最可贵。”正是新中国在道义上、经济上对亚非国家的支持,使中国与亚非国家在支持反殖反帝、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实现和平与发展的道路上“结下了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兄弟情谊”。(作者系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使外交变成为艺术”——周恩来与新中国外交局面的开拓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 唐蕊 发自北京 新中国成立初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采取了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的政策,企图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中。周恩来作为新中国的总理兼外交部长,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以外交领域为阵地开始了艰难的破局之战。

尝试与“和平中立派”国家建交

  开国大典上,毛泽东庄严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并宣告:“凡是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新中国成立后,外交部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以周恩来外长公函的形式向各国政府送交这一公告,传递出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在当时两大阵营对峙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一边倒”和不急于同资本主义国家建交的方针,但是党中央和毛泽东仍然清醒地意识到,在两大阵营之外,还有印度、缅甸和印尼等一大批“中间国家”,周恩来把它们称为“和平中立派”,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周恩来的外交突破有了方向。
  在同苏联、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建交的同时,周恩来领导外交部特别重视同“和平中立派”国家的建交。
  与印度的建交成为新中国与“和平中立派”国家建交的最初尝试。1949年12月31日,印度政府致电周恩来,表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希望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当天,周恩来就将这一情况汇报给了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经中央讨论,周恩来复电尼赫鲁,同意中印建交,并愿意开始建交谈判,得到了印方的积极回应。经过系列磋商和谈判,中印于1950年4月1日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印建交使得新中国多了一条与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沟通的重要渠道,开辟了新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建交的道路。
  外交突破的同时,新中国还与锡兰(斯里兰卡)、缅甸等国展开了贸易往来,虽然规模有限,但是却具有打破美国封锁禁运政策的重大政治意义。在中国的影响下,印度、缅甸等国家都没有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使得美国企图在亚洲形成对中国包围圈的阴谋未能如愿。与印度、缅甸、印尼等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建立成为新中国突破西方国家包围和封锁的重要战略。

“和平共处”成为国际准则

  在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建交的问题上,虽然“不急于”,但是周恩来从没有中断过努力。与英国的建交过程中,根据中央和毛泽东“拖一下”的指示,外交部一面维持与英方的谈判,一面保持外交主动、试探对方的底线,但是中英建交谈判因中苏缔结协定、朝鲜战争爆发等问题被一度搁置。1954年,因为日内瓦会议上英国的态度有别于美国,并一再表示愿意改善双方的关系,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对此给予了积极的回应,此后中英双方频繁磋商,最终促成了双方互派代办,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直至1972年,中英建立了全面外交关系。这是新中国与西方国家外交关系史上的一大进展。此外,1964年在周恩来亲自主持下,实现了中法建交,打开了我国对西方大国建交的突破口。
  在如何处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关系的问题上,周恩来创造性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3年12月底,中印两国就中国西藏地方与印度的关系问题在北京举行谈判。谈判开始时,周恩来同印度政府代表团的谈话中首次提出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后正式写入双方达成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1954年6月周恩来和印度尼赫鲁总理的联合声明以及此后的许多国际性文件都采用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法。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初是用来解决中印双边关系的,但是,很快就超出了这个范畴,在国际社会得到了广泛推广,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

他“使外交变成为艺术”

  根据国际格局的变化,周恩来提出新中国的外交方针要从“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转变为“必须走出去”,这一转变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认可。此后,在世界外交舞台上,周恩来以他独特的个人魅力为新中国树立了良好的外交形象,使得新中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外交大国,他在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上的表现尤其引人注目。
  1954年4月,旨在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在日内瓦举行。周恩来通过台前幕后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不但打击了美国霸权主义的嚣张气焰,还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事实上,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以大国身份参加的重要国际会议,是一场极其复杂的外交斗争。万事开头难,周恩来“本着学习的精神”在会前做了很多细致的准备,从方针策略的制定到重要的技术准备,都由他直接负责。历时51天的日内瓦会议,由于美国的百般阻挠,最终没有在解决朝鲜问题上达成任何协议。然而周恩来在此次会议上的多次发言,展现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和外交家的胸怀和才华,他入情入理、深刻尖锐、机敏聪慧的发言赢得了与会代表的尊敬。散会后,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兴奋地拍着周恩来的肩膀,那种欣赏溢于言表。朝鲜代表更加感慨:“苏联人将外交变成科学,而中国人使外交变成为艺术。”就连有三十多年外交经验的美国人艾登也情不自禁地称赞:“我一生搞外交工作,还没有遇到一个像周恩来这样杰出的外交家。”
  日内瓦会议的另外一项议程印度支那问题却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周恩来所提的《关于在印度支那停止敌对行动》的六点建议,坚持原则又灵活可行,关键是双方的利益都照顾到了,对会议的进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经过多方努力,交战双方终于在停战协定上签字(相关报道见第11版)。

广交朋友,求同存异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了第一次亚非会议,也就是万隆会议。这次会议由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锡兰(斯里兰卡)五个国家召集,亚洲和非洲共有29个国家与会,代表着全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中国被邀请参加这次盛会。
  会议开幕后,周恩来一开始放弃了发言的机会,想先听听其他国家的意见。与会各国虽然意识形态不同、政治制度迥异,大多数表达了和平、独立、团结、协商的愿望,但是不乏对新中国及其政策有怀疑,甚至攻击共产主义的声音,有些代表的发言偏离了会议主题,致使会议出现了分歧和矛盾,几乎陷于僵局。在这样的情况下,周恩来果断放弃了原先准备好的发言稿,将它作为书面发言稿散发,利用会议中午的间歇另外赶写了一份发言稿。就是这个发言语惊四座:“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周恩来大声呼吁:“十六万万亚非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成功。全世界愿意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能为扩大和平区域和建立集体和平有所贡献。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他的发言赢得了长时间热烈的掌声。美国记者鲍大可在报道中这样说:“这篇发言最惊人之处就在于它没有闪电惊雷。周恩来用经过仔细挑选的措辞简单说明了共产党中国对这次会议通情达理、心平气和的态度。他也回答了在他之前发表的演说中对共产党所作的许多直接或间接的攻击。”
  显然,周恩来只有18分钟的发言成为两天会议中的高潮,他向与会各国表达了新中国同亚非国家发展友好合作的诚恳与善意和对和平的真诚愿望。他所提出的“求同存异”成为万隆会议的主导精神,并最后发展成为十项原则。六十年来,这十项原则在促进亚非各国的友好合作和团结反殖、反霸的伟大事业上,仍然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上所表现出的高超外交艺术,以及他所倡导的独具中国特色的外交风格,再一次得到肯定。曾有人这样评价他在万隆会议上的表现:“那准确选择时机的外交才能几乎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几乎已经陷入僵局的时刻脱颖而出,成为会议明星,成为排难解纷,平息争端,带来和平的人物”。
  在会议外,周恩来不忘广交朋友,几乎结识了所有国家的代表团团长,许多人因此消除了对立和敌视的情绪。周恩来还借机消除了一些国家在台湾问题上对新中国的误解,为新中国获得了亚非乃至世界舆论的支持。
  在26年的总理生涯中,周恩来一直分管外交工作,到他逝世前,总共有107个国家与中国建交,这其中还包括美国和日本。在周恩来的努力下,新中国的外交局面不但没有被封锁,反而走出国门,赢得了赞誉和支持,更在亚非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成为国际外交中举足轻重的力量。(作者系中央文献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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